大學治理:從經驗走向科學


文章作者:鄔大光 發布時間:2019-12-20 閱讀次數: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已經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大國,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是下一步的奮斗目標。如何實現從“大”向“強”的轉變,其根本路徑就是走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道路。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本文認為,對高等教育而言,這是延續和落實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推動和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高等教育治理走向科學化的重要時機,其有效途徑就是促進高等學校治理從經驗走向科學,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1、什么是經驗辦學

經驗辦學就是在長期辦學中形成的習慣做法,即路徑依賴。即使在外部社會需求和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依舊按照業已形成的習慣做法墨守成規,較少進行重大改革。

總體而言,我國積累的辦學經驗表現為兩種形態:其一是延續下來的習慣做法,如宏觀層面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辦學體制和投資體制;中觀層面的學生入口的“嚴進”與出口的“寬出”,以及按專業招生;微觀層面的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強化專業淡化課程的教學管理,以及與之相關的學年制;課程設置中的強化專業課淡化通識課,重視必修課忽視選修課等,都是長期形成的“辦學經驗”。此類做法和經驗已經深深地根植在大學的管理體系之中。其二是學習和借鑒國外大學的做法,學界將其稱之為舶來品或西方經驗。其實,在延續下來的習慣做法當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舶來的西方經驗。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對蘇聯高等教育做法的全盤照搬,不知不覺中已經內化成了我們依賴的“辦學經驗”,這些經驗至今仍有較大的市場和影響力。

無論是我們自己積累的經驗,還是從西方學習來的經驗,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經驗,主要是基于個體的辦學經驗,且以個體價值判斷的理論經驗為主。今天回過頭來看,西方經驗依然有一定的適用范圍,但總體上講,西方的高等教育經驗是歷史悠久的大學的經驗,是精英教育的經驗、是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國家的經驗。當然也不能否定西方經驗的價值,因為它們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也不能否定它曾給我國高等教育帶來了參照系,使我們有了追趕的目標。

近年來,“跟跑·并跑·領跑”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界一組流行的話語,跟跑,即坦承我國高等教育是模仿或按照歷史的軌跡前行的;并跑,即感覺我國現在的高等教育水平與西方國家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并肩前行;領跑,既表明當下我國高等教育對未來發展充滿自信,也表明未來的發展必須依靠自己探索,并希冀具備帶領我國和世界高等教育前行的能力。跟跑這一判斷比較符合歷史事實,但目前是否已經達到并跑的水平,還需要具體分析;如何實現領跑這一遠大目標,似乎還有一定距離,而真正從跟跑和并跑實現領跑,就需要走出歷史慣性和突破以往的辦學經驗。

2、經驗辦學的局限性

西方高等教育經驗在我國的應用有其局限性。許多在西方大學有效的經驗在我國普遍出現了“水土不服”,其原因就是東西方的文化土壤差別較大。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蹚出自己的道路,總結適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經驗。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看,任何高等教育經驗都有特定時代的痕跡,或許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或許是社會經濟和人口發展的一個拐點,都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進入一個陣痛或全新的時代。如普法戰爭結束之后,德國高等教育的崛起;再如美國贈地法案頒布之后,美國公立大學的騰飛,都加快了這兩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整體轉型,包括大學內部的組織架構、大學內部治理體系、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等。我國高等教育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在辦學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歷史慣性,積累了諸多辦學經驗,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進入“深水區”,我們已經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以往形成的高等教育經驗和觀念明顯落伍于新時代的要求。例如:當今許多大學管理者,幾乎沒有接受過通識教育,幾乎沒有接受過創新創業教育,幾乎沒有接受過跨學科教育、幾乎沒有體驗過學分制,幾乎沒有感受過慕課和翻轉課堂……可現在這些已經成為當下和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和改革重點,我國高等教育正在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

同時,我國現階段的大學治理模式借鑒經濟領域的經驗也值得深刻反思。今天我國許多大學的內部治理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基于“工分制”的治理方式,即類似于當年生產隊的管理模式,“工分”幾乎涵蓋了大學的所有活動,有的大學甚至把“工分制”的績效管理使用到了極致,如科研成果計算工分,包括科研立項、獲獎、經費額度等;教學工作量計算工分,包括課時工作量、指導論文工作量、指導學生參加學業競賽工作量等;社會服務計算工分,等等,幾乎無所不包。從表面來看,“工分制”的績效管理使大學管理日益精細化和專業化,似乎十分“科學”。殊不知,基于“工分制”的績效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第一代”企業管理模式,與大學屬性完全背離。

大學是社會文明的引領者,是學者的學術共同體,大學使用“工分制”的績效管理方式,只能說明大學正在逐步喪失社會的引領作用,在管理的起點上近似于原始落后狀態。自“工分制”的績效管理進入大學以來,一直以雙刃劍的形式存在,其學術生產力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消極影響逐漸加大,破壞了大學的學術生態。在大學發展的特定階段,實施“工分制”式的績效管理,可能會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這種治理模式的弊端也逐漸顯現,既難以持續,又極易滋生學術不端行為。

然而,這種基于“工分制”的績效管理儼然成了當前大學治理、提高辦學效率的最佳方式。對此,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因為說到底,在大學實施“工分制”的治理模式,是基于經濟領域的經濟人假設,這一來自經濟領域的經驗與學術共同體文化相背離,與大學價值取向相背離,與大學內涵式發展相背離;不僅扭曲了大學組織屬性,更混淆了大學價值標準。如果大學內部治理依然采用基于“工分制”的績效管理,根本無法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因此,采用何種方式治理大學成為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推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回答的一個命題,它直接關系到我國大學的辦學質量和水平。

3、什么是科學化辦學

大學治理從“經驗辦學”走向“科學辦學”是未來大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依曼博士就明確指出:大學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其實,大學所有活動都可以成為研究素材,大學的任何一個職能部門都存在著從經驗走向科學的過程。今天我國的大學管理者都有很高的學科和專業素養,但學科和專業素養絕不是高等教育理論素養,也不一定是科學的理論素養,更不能取代高等教育素養。大學發展和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翻燒餅”現象,就是大學治理能力缺失的一種表現。

科學化辦學是指基于教育規律,按照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內在邏輯辦學。以目前普遍提倡的“以學生為中心”為例,就是要基于學生的學習體驗構建學習過程,配置教育教學資源,改變原有的教學方式方法,用教育技術“倒逼”教學改革等。而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開展大量的學情調查和社會調查。目前,國外很多高校都已經通過大量采集學生的數據改善教學與管理,如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的圖書館,通過分析每年新生的借書數據,相應地準備圖書資料及培訓,精準滿足一年級大學生的需求,這些都是實現“以學生為中心”的科學依據。在我國的現階段,一方面,要對行之有效的優秀傳統高等教育實踐進行繼承和提煉,認真厘清以往經驗所存在的不足與局限,進而注重對現當代以來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思想、行為、實踐加以概括、歸納、創新和升華,形成一整套系統完備、運作規范的科學體系。另一方面,我們要注重對大學教學、管理、服務等各個方面數據的收集、分析與利用,現在我們數據收集很多,但是缺乏分析,更缺乏應用,而不用的數據就是“死”的無用數據,沒有任何價值。因此,我們要用高等教育大數據的研究分析結果總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科學”,再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

大學治理從經驗走向科學,發揮高等教育研究的作用十分重要。不難發現,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國家大都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后發國家,如美國、日本和中國等,而且是在高等教育大發展的起步期,美國在上世紀初,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在上世紀80、90年代。這些國家因“彎道超車”的需要而重視高教研究,這與早發內生型國家(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形成鮮明的對比。大學發展的實踐證明,大學治理已經過了依靠“舶來品”來管理的時代,已經過了依靠個體經驗,經濟甚至其他領域的經驗來管理的時代。因為大學面對的社會條件和歷史使命發生了變化,面對的學生群體發生了變化,面對的教育技術發生了變化,大學必須研究自己。

近期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意義重大。實現大學的科學化治理,離不開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才能為科學化管理提供支撐。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價值,就是解決經驗辦學的問題,即讓大學的治理從經驗走向科學。

需要明確的是,為了發揮高等教育研究指導科學辦學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本身需要做出調整,如研究范式的調整、研究問題的調整、研究方法的調整,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務于當下我國的大學治理。同時我們應該承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學性還較低,還無法成為大學治理的“利器”,解決這個問題,只依靠研究者難以實現,而是必須使其成為大學管理者的責任和義務。因為行政權力大于學術權力是我國現階段管理大學的一個特征,大學治理從經驗走向科學,每一位大學管理者都要具備高等教育基本理論素養,而且這應成為大學主要管理者的重要素養。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就是要求我們總結自己的高等教育經驗,辦出自己的哈佛、耶魯、牛津、劍橋。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方向,也是高等教育必須承擔的使命。只有不斷提升大學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才能完成這個偉大的使命。

(來源:2019年12月03日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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